新書《中國與信貸危機：新世界秩序浮現》的作者賈爾斯•錢斯(Giles Chance)警告說，如果美國經濟在2010年仍不能擺脫困境，華盛頓將面臨“對中國産品課徵關稅的巨大壓力”。

錢斯斷言：假如美方徵收此類關稅，中方將會作出强烈回應。“他們會認爲中美兩國之間合作的基礎已遭到破壞，因而他們有權採取行動來維護自身的正當利益。”

不過，錢斯在接受INSEAD智庫網採訪時表示：“如果美國能够展示他們願意採取建設性的措施來擺脫當前的困境，例如暗示在不太遠的將來收緊貨幣供應，以便穩住跌幅已深的美元，從而遏制黃金的漲勢，那麽我想這或許足以鼓勵中國增強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當然，這仍要以符合中國的利益爲出發點。”

錢斯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首次到中國，其後並在中國居住多年。他指出中國早晚要實行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他說：“早在90年代後期他們就已經在討論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問題。”中國前任總理“朱鎔基經常談到這個問題，對於中國而言這是一個重大舉措。但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結構總體上仍然是朱鎔基10年前確立的，有必要再度進行改革，中國經濟體制需要比現在更有效率、更具生產力。雖說中國出口量大、具效益，但是中國經濟其它環節還沒有達致高效益，國有企業仍佔主導地位。”

他說，中國必須透過加强國內私營環節來釋放企業家精神。“貨幣政策是展開各項改革的一個適當切入點，這明顯將有利於國內外市場，並大大有助於提升中國的經濟效率。”

如果中國允許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很可能會升值。然而，錢斯很快指出“情况並非總是一成不變的。”

“中國的出口行業能够承受大約10%的人民幣升值幅度。我認爲一旦超出這個幅度將會迫使中國出口行業生産高附加值産品，低附加值産品和勞動密集型産品的生產將轉移到其他次發達的國家，例如緬甸、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他說，中國需要提高國內經濟運行效率和生産力，而浮動匯率政策應該是“明智的一步。”

雖然他的書名爲《中國與信貸危機》，但是中國其實置身於信貸危機的漩渦之外--金融崩潰並非由中國引起，但中國在危機前的階段扮演了某種角色。錢斯解釋道：“眼前的經濟危機源於過度的信貸氾濫，我想稱之爲債務危機可能更確切。長期以來的‘大穩定期(The Great Moderation)’，即低通脹、低利率、低波動的全球經濟環境，使（美國）無數家庭和企業過度借貸、超前消費。”

2000年以後，美國政府預測可能出現通貨緊縮，於是“向美國經濟注入大量流動性，而這恰恰擊中了金融體系的軟肋”，結果導致“2008年金融體系崩潰，而引發的債務危機更是波及至公共環節”。

錢斯稱，中國引領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是全球出現“大穩定期”的重要因素，而全球“大穩定期”則引發了債務危機。“因此，我認爲我們可以說，雖然中國並沒有直接造成危機，但如果沒有中國，如果沒有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信貸危機也許不會發生--至少晚些時候才發生。”

錢斯指出“真正造成問題”的流動性是由美國聯儲局引起的，而不是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外匯儲備造就了市場的流動性，這是因爲那時中國將人民幣與美元挂鈎，當人民幣有升值壓力時中國被迫去平抑它，中國不希望人民幣繼續升值，因此不得不出售人民幣購買美元，於是就造成了巨大的美元儲備。”

錢斯在書中除了談論中國在金融危機前所起的作用，也談及危機後中國在世界的嶄新地位，以及中國人和外國人如何看待中國的新地位。

他說儘管中國可能尚未做好準備，但中國勢必在全球經濟中發揮更爲重要的作用。“對中國來說，這場危機早到了5到10年，中國猛然間被推入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國已是亞洲最重要的經濟體，她是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同時也是幾乎所有亞洲經濟體的最大或第二大的貿易夥伴。”

“顯然，中國主導著亞洲經濟。同時，中國幾千年文明造就的民族文化也備受諸多亞洲國家的推崇。”

“日本的角色則更耐人尋味。日本人可能認爲憑藉其國家的富裕以及戰後與美國的緊密關係，日本才是亞洲最重要的國家。但是現在日本也興起了到中國投資的熱潮。日本人不得不承認，不論是在眼下還是在短期內，中國在亞洲的地位已超出日本。”

《中國與信貸危機--新世界秩序浮現》一書由Wiley出版社出版。賈爾斯•錢斯是北京大學光華商學院的訪問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