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hael A. Witt, INSEAD ----

提起中國和印度，人們一般會聯想到龍和大象。不過，以長遠經濟發展前景來看，用兔子和烏龜來比喻這兩個國家也許更為貼切。中國和印度的崛起猶如兔龜賽跑，中國就像那只矯健的兔子，穩穩地跑在前面，印度則像烏龜一樣跟在後面。但正如這個古老故事的結局，印度龜最終可能趕上並超越中國兔。

Michael A. Witt

除了一些愛國的印度人外，多數人會覺得這種觀點即便不是嘩眾取寵，也是牽強附會。 顯然，就過去的增長記錄和當前的發展勢頭而言，中國都遙遙領先於印度。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綜合考慮購買力差異後，中國2008年國內生產總值是印度的兩倍以上。如果按人均水準來算，差距有所縮小，但中國仍是印度的兩倍，約6,000美元。考慮到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經濟改革開放時，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及印度的一半多一點，中國今天的發展勢頭更為驚人。中國的絕對貧困率在1981年曾比印度高出三分之一，現在卻只是印度的一半。而儘管印度從1991開始實行經濟改革，中印之間的經濟產量差距卻愈來愈大：2004年至2008年，中國經濟的平均年增長率為10.8%，而印度則為8.7%。

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並把印度遠遠拋在後面有幾個原因。首先是經濟基礎。經濟學家通常把經濟發展初期的增長歸功於資本和勞動力大舉調動到生產活動這一因素。當今中國大型企業顯然沒有資金短缺的問題，但即便在2000年初期，中國上市公司的實際融資利率也不到印度同行的一半。另外，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中國是印度的2.5倍，雖然印度在這一領域已迎頭趕上。

其次是人力資本。印度在創建良好的人力資本方面一直力不從心。首先，印度的勞動法規妨礙人力資源大量投入到生產活動中，許多人連基本技能都未能具備。比起中國低於10%的文盲率，印度的文盲率高達約40%。中國新一代年青人幾乎沒有文盲，而在印度，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年青人上過學。

造成這些發展差異的根源是國家的政策。在世界銀行發佈的最具營商環境的經濟體排名中，印度在183個經濟體中排名第133位，而中國排名第89位。事實是，如果能規避效率低下的國家法令及法規，印度企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往往較大。例如，印度在服務外包領域大大領先於中國，這主要有兩個原因：首先，印度政府對服務外包業務沒有明確的管理規章；第二，與出口製造業產品不同，服務業出口只依賴電纜電話，並不受惡劣的道路狀況和冗長海關程式所制約。

另外，從一個更基本的層面看，中國文化似乎比印度文化更具靈活性，更能適應經濟的發展。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有著濃厚的歷史文化印記：中國遵循儒教思想，而印度則秉承印度戒律。但兩者間重要的區別在社會等級的流動性。實行嚴格種姓制度的印度對低種姓階層的排斥相當嚴重，低種姓人民幾乎沒有可能超越自身種姓，融入更高層級的種姓。

相反，中國宣導人人平等，並將之根植於教育制度。即使地位卑微、生活在金字塔底層的貧困人民，如果能通過全國統一高考，同樣能升上大學，最終脫離貧困，成為國家有用之才。 就在種姓制度在印度仍然根深蒂固，農村人深陷農村艱難度日的當兒，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已經改變，他們相信，教育才是致富之路。毋庸置疑，這一觀念的差距，使兩國經濟拉開了距離。

簡而言之，中國看起來勝算在握。不過，寓言中的兔子同樣勝算在握，最終卻被烏龜打敗。中國雖然不像兔子一般在路邊睡覺，但比起中國，印度在幾個方面享有優勢，長遠而言，印度可能趕上中國，並超越中國。

首先是人口結構的變化。由於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將加速。中國很可能成為先變老才變富的國家。事實上，20年後，中國的老年人比例將達到較發達國家今天的水準。這就引發了政府如何保證養老、社會保障和醫療制度等問題。同時，老年人比例的增長也就意味著年輕人比例，也就是勞動力比例將顯著下降。雖然放寬或取消計劃生育政策能夠使問題放緩，但卻不能徹底解決未來勞動力供應不足的難題。印度沒有“計劃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長能夠跟上經濟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當然這還有待於印度政府是否能有效調控國家政策以充分利用這種“人口結構優勢”。

其次是國家體制的改革。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倚賴於國家體制的完善。事實證明，經濟發展進程中最大的挑戰並不是把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到3000美元、6000美元甚或是10000美元，而是如何突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5000美元的經濟瓶頸。中國可能在2020年左右就會達到這個瓶頸，而印度則可能到2030年才達到這個瓶頸。很難預測中印兩國到底是中國政府還是印度政府能在經濟達到瓶頸之前完善國家體制。從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表明，西方式的民主並非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因此，中國未必處於劣勢。但畢竟，中國政府只有10年時間去完善不盡完善的體制以支撐經濟增長。相比之下，印度享有長達20年的改革期，當然，改革是否成功還取決於政治體制是否能促進經濟的增長。

最後的關鍵點是地緣政治。國際社會的普遍看法是：中國與美國的分歧和衝突正日益加深。所謂的現實主義派擔憂的是，國家間權力平衡發生任何變化都可能會引發國際社會的衝突。而自由主義派對中國存有敵意有諸多因素，包括經濟上與中國在貿易和匯率方面的摩擦，政治上在西藏、台灣和人權等問題上的分歧。而制度主義派則希望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和其他機構能夠協助緩和這些緊張因素；畢竟兩國以往在遵行國際制度方面都並非無懈可擊。

印度的地緣政治形勢雖然不是佔絕對優越，但整體而言優於中國。現實主義派希望印度崛起以抗衡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益強盛的中國；自由主義派更傾向於與印度合作，因為雖然印度尚存嚴重的人權問題，但畢竟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另外，隨著和中國的分歧加深，美國可能對印度提供各種優惠，提升兩國關係。這有先例參照。冷戰期間，美國為促進與盟友如日本、韓國和西德的經濟發展，就向這些國家提供包括資金和市場的各種優惠。近年來，美印關係不斷升溫，2005年兩國簽署“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協定”標誌著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美印關係的發展雖然未必能像冷戰時期孤立蘇聯一樣把中國孤立在世界經濟之外，不過至少，相較於中國，印度享有明顯的地緣政治優勢。最終的結局可能正如龜兔賽跑故事的結局，印度龜擊敗中國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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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Michael A. Witt 是INSEAD亚洲商业及比较管理学教授

发布日期：2010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