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華爾街正飽受金融危機重創，但是一位學者如果志在從事商學教育，還是應該考慮在適當時機前往美國取經。這是到INSEAD歐洲校園楓丹白露參加博士生課程20周年慶祝暨校友團聚會的校友們的一致看法。

米克洛斯．薩瓦里

即將上任的INSEAD高級經理培訓中心主任、市場營銷學教授米克洛斯．薩瓦里(Miklos．Sarvary)建議：“要爭取在美國的頂尖學府任職，別把時間浪費在二流學校。”薩瓦里之前曾在美國哈佛商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任教。

荷蘭蒂爾堡大學市場營銷學教授兼研究員巴特．博內伯格（Bart Bronnenberg）(1994年獲博士學位)對此表示贊同。他說：“必須想方設法到美國開始職業生涯的第一步。接觸美國商學院教育模式很有意義。畢竟商學教育起源於美國，美國的頂尖商學院匯聚頂尖人才及思想，還有錦上添花的訪問教授及學者。這樣的環境對發展社交網絡，發展友誼甚至發展以後一起著書立說的夥伴都至關重要。”

博內伯格在回國之前就曾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多年。他表示，成爲一名全球化教師的關鍵在於敏銳的應變能力，“學員們對美國的商業模式以及美國企業的案例研究都倍感興趣，但在歐洲的商學院我們不能僅僅講授美國商業策略及環境，我們要把這些策略溶入到歐洲的社會環境中，”他說道。

約翰娜．梅爾

約翰娜．梅爾(Johanna Mair) (2000年獲博士學位)在進入學術界之前曾在華爾街投資銀行任高級職員數年。她現任巴塞羅那IESE商學院策略管理系的副教授，主要研究公共機構對社會及經濟發展的作用。梅爾說她曾放棄在美國教書的機會，“當年我收到來自巴塞羅那的教學邀約，這份工作很適合我。從事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學校在哪裡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究竟想成爲什麽樣的教師。”那麽如何接觸美國的頂尖人才及思想？“我們可以坐飛機去美國，也可以通過互聯網進行交流。”

吳耀宗(2006年獲博士學位)畢業後則選擇直接從楓丹白露到新加坡工作。他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NUS）管理學院决策科學系的助理教授。“我曾有一個在美國工作的機會，但我覺得商學教育在亞洲的市場越來越大，或許可以說亞洲是全球商學教育需求最大的地方。”

博內伯格對此表示贊同。他說：“隨著亞洲的經濟增長，勢必將有更多的頂級商學院應運而生，亞洲商學教育市場的成長勢必突飛猛進。”

但迄今爲止還沒有亞洲式的商學教育模式，日本、韓國、中國和新加坡的經濟實體大不相同，但都一致推崇美國模式。

魯克．瓦休

“我們必須同時擁有美國和歐洲的專業人才及教育模式，才能與時並進。”位於柏林的歐洲管理和技術學院（ESMT）副院長魯克．瓦休(Luc Wathieu) (1994年獲博士學位)說道。瓦休教授曾在哈佛大學商學院任教十年，他於2007年9月受邀到德國領導新成立的歐洲管理和技術學院。學院由25家德國企業巨頭聯辦，目的是系統專業地培養管理精英。

瓦休指出發表論文對他的職業生涯有著重要影響。“拿到博士學位後我本想回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他的母校）執教，可最後卻到了香港。通過發表論文我又回到美國，哈佛大學之所以注意到我全歸功於我所發表的論文。”似乎是學術界的生存法則“出版或出局”在他身上得到應驗。“‘出版或出局’帶來的壓力通常促使學者超越自我做得更好，”他稱，“這也是吸引學者留在學校執教的部分原因，因爲這對他們尋找合作夥伴開展共同研究課題無疑大有幫助。”

瓦休說他目前的研究課題“美國和亞洲的消費者行爲”很適合自己的背景。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撰寫論文令他獲益匪淺，在這過程中論點得以完善。“論文及研究課題越多，論點就越具說服力，”他說。

無論是全球化職業、全球化研究還是全球性合作，學術界人士必須要有明確的選擇：究竟在哪裡工作，如何發展自己的事業？也就是像梅爾所說的：究竟想成爲什麽樣的教師。

巴特．博內伯格

博內伯格的選擇便是離開洛杉磯，回到他和妻子的出生地--荷蘭的一個小鎮，並在那裡開展事業，養兒育女。雖然做出如此重大的改變，他指出：“我覺得在美國執教的經歷很有幫助，我不會錯過這樣的機會。”

對瓦休來說，他的職業生涯變動則是離開哈佛大學返回歐洲，並面對在柏林市中心創辦商學院所帶來的一系列挑戰。“這所學校於2002年開始籌建，2006年正式運營。”他說：“目前，我們有來自20個國家的27名MBA學員，而EMBA項目的發展很快，有望成爲本校最具實力的項目。”

他相信這只是全新的商學教育體系的開端。“各大商學院本身也力求與時並進，精益求精，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瓦休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