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20年前，許多在中國名牌大學就讀的上進學生都應大勢所趨加入共産黨，肖知興也不例外。

2004年榮獲INSEAD組織行爲學博士學位的肖知興現任中國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上海）管理學副教授。在此期間，他憑敏銳的目光和思維指出了中國存在的各種體制矛盾、難題以及中國體制二分法的弊端。

他說，中國已成爲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但“政治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滯後：一方面存在表面上的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共產黨領導的强勢政府擁有絕對的决策權。”

肖知興在體制內的職業前景早在他加入諾基亞（中國）投資公司之時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令他引以爲豪的是他是第一個畢業於INSEAD博士生課程的中國人。“我不是第一個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卻是第一個來自中國的博士畢業生。”

肖知興在當學生時就沒有閒著，他在INSEAD攻讀博士學位的五年期間就開始著手寫書。他跟家鄉的朋友說：“我生活在法國森林地帶一個美國殖民地。”畢業後，儘管接到國外多個報酬豐厚的演講邀約，他毅然帶著所學到的美國和歐洲商業管理模式立即回到中國。回國後，他對商業教育領域裡的“美國霸權”提出嚴肅質疑。

他近日在INSEAD歐洲校園楓丹白露舉辦的慶祝博士生課程20周年暨校友團聚會上說：“我對你們仍然生活在‘美國霸權’的陰影下感到意外。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怎麽還可以認爲美國模式是唯一可借鑒的模式？美國需要改革其社會及經濟模式...他們也需要重建金融業。現在預測新的模式還有點爲時尚早，但至少我們要知道還有別的選擇。”

那麽亞洲的商業模式是否將成爲主導？

“未必”肖知興回答道，“在中國和其他地方，商界人士談到所謂的‘中美合體’：一種足以改變全球市場經濟現狀的新的超級力量。商學院也要做出一些相應的調整。這並不是說鑒於中國和日本的日益强大，亞洲商學院就將引領全球商業教育。亞洲的模式和美國不同，對市場經濟和商業教育也有不同的側重點。”

美國模式在中國廣爲運用並倍受推崇，但效果卻有所不同。“問題在於：美國模式是其經濟結構的一部分，商學院學員畢業後可以在咨詢公司或投資銀行任職；而中國就沒有這樣的機構接收商學院畢業生，我們沒有咨詢公司或投資銀行，”他說。

肖知興任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也許可稱爲這種尚未成型之模式的先驅。它始於1984年歐盟與中國政府在北京設立的一個中歐培訓項目（同年，倫敦和北京協定將在1997年把香港主權歸還中國）。這個培訓項目在1989年的政治事件後被擱置了。1994年，該項目恢復運作，並由北京遷至上海，成立了現在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今年是學院成立15周年校慶。

肖知興除了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執教，並開展在社會資本、社會網絡、比較管理和社會認知問題等領域的學術研究外，同時還是亨利-明茨伯格國際實踐管理碩士項目（IMPM）的中國負責人，他也爲該項目籌集了不少款項。他說：“我從一個實力很强的家族企業那裡爲項目籌得500萬元人民幣。”

這個項目及其籌款方式似乎有悖於中國教育體系之常規。“中國的商業教育處於政府行政壟斷。除了國有學府，教育部迄今爲止只發出了兩張EMBA教育牌照給民辦學府：一個給我們學院，另一個給北京的一個學院。這也是我們學院能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從國家的教育壟斷制度上得益，肖知興對中國其他領域的壟斷傾向倍感憂慮。

他指出，“中國的國有企業影響力非常大，它們成長得非常快，開始對私營環節不利。它們基本上佔據了私營企業甚至是跨國公司的發展空間。國有企業得罪不得，因爲它們的影響力巨大，像中國移動通信、中國人壽保險以及大部分銀行，它們一年爲國家創收幾千億人民幣。”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學員編制正好是中國經濟三三三結構的縮影：三分之一來自私營企業，三分之一來自國有企業，三分之一來自外資企業，“我們需要照顧到經濟組成的每一個部分”。

他指出，參與課程的學員的最大收穫也許不僅僅來自課堂，還有來自學員間的網絡聯繫 。就讀於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大多是在職管理者，能在垂直等級制的工作環境之外與人公平交流無疑是一件幸事。“中國在共産黨的領導下50年來幾乎沒有橫向的交流機制。商學院的教室則爲企業管理者提供了一個完美、獲認可的交流平台，讓他們分享知識、經驗及想法。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功能。”

這種“獲認可的”社交功能也許是諸多商學院高級經理培訓課程倍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即便這種課程並不授出任何學歷。“一個培訓課程一般是六個月，但學員們會選擇繼續報讀下一年的課程。有時候，他們報讀各種課目，在學院五到六年之久就是爲了保持這些聯絡網，”他說，“這是中國獨有的，不同於日本或香港。”

就是這樣的體制令肖知興對中國商業和商業教育的前景感到擔憂。“這個制度已經開始出現裂縫，”他指出。

這在國際傳媒有關中國發生的一些零星抗爭事件中似乎可略見端倪。

“整個機制需要改革，教育壟斷狀況也必須改變。教育工作者可能認爲教育解制便解決問題。但中國前進的道路還很艱巨，還會出現巨變。在解决共産主義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這種尷尬的二分法之前，很難預見‘亞洲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