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轟然倒塌和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搖搖欲墜不僅震動了整個金融世界、對全球經濟產生衝擊，也令到這些金融機構的領導者成爲衆矢之的、備受指責。

蘇布拉馬尼安 ·蘭根

INSEAD策略與管理學副教授蘇布拉馬尼安·蘭根(Subramanian Rangan)認爲，相較於衆所周知的表像，更重要的是探究危機的深層緣由。

他說：“技術上而言，這場金融危機錯綜複雜，我們需要更多的時間去探究。好比一場地震，先要找出幸存的人及引起地殼裂開的斷層綫，然後再研究這次震動後會不會再發生第二次乃至第三次餘震？”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

歸根究底，危機始於哪裡？對此問題，INSEAD領導力學教授哈爾•桂葛森(Hal Gregersen)表示，假如各金融機構掌權者之前均能謹小慎微，那麽這場危機也許就不會發生了。

桂葛森與INSEAD另一名教授斯圖爾特•布萊克(Stewart Black)共同撰寫的新書《從“一”開始》近日出版。在書中作者指出了所謂的“漣漪效應”。書中這樣寫道，“倘若改變了個人，就會改變組織，改變了組織就會改變制度，一旦改變了制度就會改變國家。因此，如果管理人員之前能擇善固執，那麽就可能避免本次金融危機的産生。”

他指出，許多金融機構高管務虛不務實，不屑於聽取前線人員的意見，完全不理會過度放貸的禍害，最終導致信貸氾濫，並搞出次貸危機。

他說：“這些高管完全脫離了現實。這場危機起於個人的求變，但高管們看不透問題正是出在他們好大喜功的求變上。試想，如果這些高管事前能與他人交談溝通、聽取各階層人士意見，或許他們會做出全然不同的領導决策。”

風暴後的平靜

蘭根說，話雖如此，現在也不是攻訐揭短的時候，而應把注意力轉向能帶領企業重返正軌的人身上。

蘭根稱：“事實上，我很能體諒那些身負重任但不願意只為顧及公衆輿論而冒然採取行動以致令問題變得更嚴重的決策者。是故，我對看來似乎不是十分能幹的决策者還是持比較寬容的態度，因爲他們需要時間來找出問題的癥結，然後才能提出切實可行的解决方案。”

阮貴輝

INSEAD策略與管理學副教授、組織內部群眾情緒管理專家阮貴輝（Quy Huy）指出，目前的群眾情緒令這些領導者承受壓力。然而，他補充說，現時正是時候這些領導者擔當起模範作用，引導有利的群眾行為，以推動企業乃至整個社會“轉危爲機”。

“此時整個社會充滿不安全感。如我們所知，沒有安全感的人往往傾向於回到過去的做事習慣，他們會衝動地出售或購買東西．．．他們的思路變得狹窄，不能積極徹底地思考和應對這種局面。”因此，在這場全球危機中，領導者有責任引導人們冷靜下來，共同探討周全的的决策。

他指出，領導者難免也會出錯，他們有時也會犯下追隨者所犯的錯誤，以致引發令資本市場和房産價格急劇漲跌的集體貪婪和集體恐懼情緒。

無論如何，一名領導者之所以偉大，全在於他能够調節和控制自己及身邊人群的情緒。導導者現在需要專注的是借助語言及行動的透明度和連貫性重建人們的信任感。這種信任感在過去幾年已消失殆盡，造成人們對金融機構及其高管的諸多懷疑、輕蔑和憤怒。

更爲重要的是，領導者此時應引導群眾冷靜下來，啓發他們的創造性思維，消除不安全感和避免群眾出現跟風的衝動行爲。危機中人們情緒不穩、到處充滿挑戰，這正是領導者展現領導能力的關鍵時刻。

盧克．沃森霍夫

此外，INSEAD社會創新中心主任、行爲管理學教授盧克．沃森霍夫教授(Luk Van Wassenhove)稱，一個好的領導者必須富有遠見並做到有備無患。

他說:“領導者有兩類：一類領導經驗豐富、勇氣可嘉，凡事親力親爲；而另一更優秀的領導者則善於居安思危，他會引導自己及下屬以及整個企業都居安思危，一旦危機降臨就能作出較好的應急反應。”

責任分擔

由於市場經濟中資本和資源都透過價格機制來分配，蘭根說我們不能過度期待公司CEO們不被價格所引導。

他說: “價格是市場共同的信號．．．在新的價格信息出現前，每個人都就當前的價格作出或這或那的判斷。如果我們期待CEO們靠水晶球預測未來而不是視現行價格爲決策指南，那我們就是束縛了他們的手腳。如果說視價格來行事這樣做有什麽問題，那問題應是出在價格信息的形成過程，而這該是評級機構發揮功用的地方了。”

他補充道，關鍵是要瞭解價格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社會屬性。價格機制可能誤導了我們，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對推動市場走到現況都負有一定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