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hael A. Witt, INSEAD ----

Michael A. Witt

提起中国和印度，人们一般会联想到龙和大象。不过，以长远经济发展前景来看，用兔子和乌龟来比喻这两个国家也许更为贴切。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犹如兔龟赛跑，中国就像那只矫健的兔子，稳稳地跑在前面，印度则像乌龟一样跟在后面。但正如这个古老故事的结局，印度龟最终可能赶上并超越中国兔。

除了一些爱国的印度人外，多数人会觉得这种观点即便不是哗众取宠，也是牵强附会。 显然，就过去的增长记录和当前的发展势头而言，中国都遥遥领先于印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综合考虑购买力差异后，中国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两倍以上。如果按人均水平来算，差距有所缩小，但中国仍是印度的两倍，约6,000美元。考虑到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开放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及印度的一半多一点，中国今天的发展势头更为惊人。中国的绝对贫困率在1981年曾比印度高出三分之一，现在却只是印度的一半。而尽管印度从1991开始实行经济改革，中印之间的经济产量差距却愈来愈大：2004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0.8%，而印度则为8.7%。

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并把印度远远抛在后面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经济基础。经济学家通常把经济发展初期的增长归功于资本和劳动力大举调动到生产活动这一因素。当今中国大型企业显然没有资金短缺的问题，但即便在2000年初期，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融资利率也不到印度同行的一半。另外，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中国是印度的2.5倍，虽然印度在这一领域已迎头赶上。

其次是人力资本。印度在创建良好的人力资本方面一直力不从心。首先，印度的劳动法规妨碍人力资源大量投入到生产活动中，许多人连基本技能都未能具备。比起中国低于10%的文盲率，印度的文盲率高达约40%。中国新一代年青人几乎没有文盲，而在印度，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年青人上过学。

造成这些发展差异的根源是国家的政策。在世界银行发布的最具营商环境的经济体排名中，印度在18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33位，而中国排名第89位。事实是，如果能规避效率低下的国家法令及法规，印度企业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往往较大。例如，印度在服务外包领域大大领先于中国，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印度政府对服务外包业务没有明确的管理规章；第二，与出口制造业产品不同，服务业出口只依赖电缆电话，并不受恶劣的道路状况和冗长海关程序所制约。

另外，从一个更基本的层面看，中国文化似乎比印度文化更具灵活性，更能适应经济的发展。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都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印记：中国遵循儒教思想，而印度则秉承印度戒律。但两者间重要的区别在社会等级的流动性。实行严格种姓制度的印度对低种姓阶层的排斥相当严重，低种姓人民几乎没有可能超越自身种姓，融入更高层级的种姓。

相反，中国倡导人人平等，并将之根植于教育制度。即使地位卑微、生活在金字塔底层的贫困人民，如果能通过全国统一高考，同样能升上大学，最终脱离贫困，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就在种姓制度在印度仍然根深蒂固，农村人深陷农村艰难度日的当儿，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已经改变，他们相信，教育才是致富之路。毋庸置疑，这一观念的差距，使两国经济拉开了距离。

简而言之，中国看起来胜算在握。不过，寓言中的兔子同样胜算在握，最终却被乌龟打败。中国虽然不像兔子一般在路边睡觉，但比起中国，印度在几个方面享有优势，长远而言，印度可能赶上中国，并超越中国。

首先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将加速。中国很可能成为先变老才变富的国家。事实上，20年后，中国的老年人比例将达到较发达国家今天的水平。这就引发了政府如何保证养老、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等问题。同时，老年人比例的增长也就意味着年轻人比例，也就是劳动力比例将显著下降。虽然放宽或取消计划生育政策能够使问题放缓，但却不能彻底解决未来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难题。印度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因此人口增长能够跟上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当然这还有待于印度政府是否能有效调控国家政策以充分利用这种“人口结构优势”。

其次是国家体制的改革。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倚赖于国家体制的完善。事实证明，经济发展进程中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到3000美元、6000美元甚或是10000美元，而是如何突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5000美元的经济瓶颈。中国可能在2020年左右就会达到这个瓶颈，而印度则可能到2030年才达到这个瓶颈。很难预测中印两国到底是中国政府还是印度政府能在经济达到瓶颈之前完善国家体制。从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表明，西方式的民主并非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中国未必处于劣势。但毕竟，中国政府只有10年时间去完善不尽完善的体制以支撑经济增长。相比之下，印度享有长达20年的改革期，当然，改革是否成功还取决于政治体制是否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最后的关键点是地缘政治。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是：中国与美国的分歧和冲突正日益加深。所谓的现实主义派担忧的是，国家间权力平衡发生任何变化都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的冲突。而自由主义派对中国存有敌意有诸多因素，包括经济上与中国在贸易和汇率方面的摩擦，政治上在西藏、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而制度主义派则希望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和其它机构能够协助缓和这些紧张因素；毕竟两国以往在遵行国际制度方面都并非无懈可击。

印度的地缘政治形势虽然不是占绝对优越，但整体而言优于中国。现实主义派希望印度崛起以抗衡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强盛的中国；自由主义派更倾向于与印度合作，因为虽然印度尚存严重的人权问题，但毕竟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另外，随着和中国的分歧加深，美国可能对印度提供各种优惠，提升两国关系。这有先例参照。冷战期间，美国为促进与盟友如日本、韩国和西德的经济发展，就向这些国家提供包括资金和市场的各种优惠。近年来，美印关系不断升温，2005年两国签署“美印民用核能合作协定”标志着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美印关系的发展虽然未必能像冷战时期孤立苏联一样把中国孤立在世界经济之外，不过至少，相较于中国，印度享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优势。最终的结局可能正如龟兔赛跑故事的结局，印度龟击败中国兔。

注： Michael A. Witt是INSEAD亚洲商业及比较管理学教授

译： 黄志鹃 Aileen Huang

发布日期：2010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