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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尔街正饱受金融危机重创，但是一位学者如果志在从事商学教育，还是应该考虑在适当时机前往美国取经。这是到INSEAD欧洲校园枫丹白露参加博士生课程20周年庆祝暨校友团聚会的校友们的一致看法。
即将上任的INSEAD高级经理培训中心主任、市场营销学教授米克洛斯．萨瓦里(Miklos．Sarvary)建议：“要争取在美国的顶尖学府任职，别把时间浪费在二流学校。”萨瓦里之前曾在美国哈佛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任教。
荷兰蒂尔堡大学市场营销学教授兼研究员巴特．博内伯格（Bart Bronnenberg）(1994年获博士学位)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必须想方设法到美国开始职业生涯的第一步。接触美国商学院教育模式很有意义。毕竟商学教育起源于美国，美国的顶尖商学院汇聚顶尖人才及思想，还有锦上添花的访问教授及学者。这样的环境对发展社交网络，发展友谊甚至发展以后一起著书立说的伙伴都至关重要。”
博内伯格在回国之前就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多年。他表示，成为一名全球化教师的关键在于敏锐的应变能力，“学员们对美国的商业模式以及美国企业的案例研究都倍感兴趣，但在欧洲的商学院我们不能仅仅讲授美国商业策略及环境，我们要把这些策略溶入到欧洲的社会环境中，”他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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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娜．梅尔 |
约翰娜．梅尔(Johanna Mair) (2000年获博士学位)在进入学术界之前曾在华尔街投资银行任高级职员数年。她现任巴塞罗那IESE商学院策略管理系的副教授，主要研究公共机构对社会及经济发展的作用。梅尔说她曾放弃在美国教书的机会，“当年我收到来自巴塞罗那的教学邀约，这份工作很适合我。从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学校在哪里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教师。”那么如何接触美国的顶尖人才及思想？“我们可以坐飞机去美国，也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
吴耀宗(2006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则选择直接从枫丹白露到新加坡工作。他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NUS）管理学院决策科学系的助理教授。“我曾有一个在美国工作的机会，但我觉得商学教育在亚洲的市场越来越大，或许可以说亚洲是全球商学教育需求最大的地方。”
博内伯格对此表示赞同。他说：“随着亚洲的经济增长，势必将有更多的顶级商学院应运而生，亚洲商学教育市场的成长势必突飞猛进。” 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亚洲式的商学教育模式，日本、韩国、中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实体大不相同，但都一致推崇美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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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瓦休 |
“我们必须同时拥有美国和欧洲的专业人才及教育模式，才能与时并进。”位于柏林的欧洲管理和技术学院（ESMT）副院长鲁克．瓦休(Luc Wathieu) (1994年获博士学位)说道。瓦休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十年，他于2007年9月受邀到德国领导新成立的欧洲管理和技术学院。学院由25家德国企业巨头联办，目的是系统专业地培养管理精英。 瓦休指出发表论文对他的职业生涯有着重要影响。“拿到博士学位后我本想回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的母校）执教，可最后却到了香港。通过发表论文我又回到美国，哈佛大学之所以注意到我全归功于我所发表的论文。”似乎是学术界的生存法则“出版或出局”在他身上得到应验。“‘出版或出局’带来的压力通常促使学者超越自我做得更好，”他称，“这也是吸引学者留在学校执教的部分原因，因为这对他们寻找合作伙伴开展共同研究课题无疑大有帮助。”
瓦休说他目前的研究课题“美国和亚洲的消费者行为”很适合自己的背景。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撰写论文令他获益匪浅，在这过程中论点得以完善。“论文及研究课题越多，论点就越具说服力，”他说。
无论是全球化职业、全球化研究还是全球性合作，学术界人士必须要有明确的选择：究竟在哪里工作，如何发展自己的事业？也就是像梅尔所说的：究竟想成为什么样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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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特．博内伯格 |
博内伯格的选择便是离开洛杉矶，回到他和妻子的出生地--荷兰的一个小镇，并在那里开展事业，养儿育女。虽然做出如此重大的改变，他指出：“我觉得在美国执教的经历很有帮助，我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对瓦休来说，他的职业生涯变动则是离开哈佛大学返回欧洲，并面对在柏林市中心创办商学院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这所学校于2002年开始筹建，2006年正式运营。”他说：“目前，我们有来自20个国家的27名MBA学员，而EMBA项目的发展很快，有望成为本校最具实力的项目。”
他相信这只是全新的商学教育体系的开端。“各大商学院本身也力求与时并进，精益求精，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瓦休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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